台北市一名10歲女童遭性猥褻後，長達240天未被啟動家外安置，期間甚至出現自殘行為。這起震驚社會的兒少保護案件，不僅暴露第一線社工在實務上面臨的困境，更掀起一場跨越蔡英文、賴清德兩任總統的「制度之爭」。台北市議員楊植斗直指，現行的「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DM）」正是蔡英文政府於2019年7月全面實施，基層社工正是遵循此套「避免不必要安置」的SOP，才導致錯失黃金救援時機。當民進黨上下齊聲檢討基層「不專業」時，蔡英文是否該為自己任內制定的制度，向被推上前線承受砲火的社工道歉？
制度設計的善意如何變成兒虐案的隱形推手
2019年7月，衛福部正式全面推動「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導入「安全評估」、「風險評估」與「家庭強項與需求評估」三項工具。這套師法美國、澳洲的標準化流程，核心理念確實充滿善意：希望透過科學化的評量工具，協助社工做出更精準的決策，避免因過度干預而拆散家庭。簡單來說，就是讓安置成為「最後手段」，而非「第一選項」。
然而，制度設計的理想與實務現場的殘酷，往往存在巨大落差。根據楊植斗公布的資料，該案社工在長達240天內進行了714次的訪視與聯繫，平均每天將近3次接觸。數字背後呈現的，是社工拚命遵循SDM架構下的「安全計畫」，試圖透過密集訪視、資源連結來維繫家庭的完整性。只是當風險訊號早已亮起，這套強調「避免不必要安置」的決策樹，反而成了阻擋社工啟動強制安置的無形枷鎖。我們必須誠實面對：制度可以標準化流程，卻無法標準化一個孩子暴露在危險中的每一天。
蔡英文臉書發文添柴火？一場政治角力下的社工悲歌
案件曝光後，民進黨議員群起質疑基層社工「專業判斷失能」、「延宕通報」。面對排山倒海的批評，前總統蔡英文並未選擇在第一時間為第一線工作者辯護，反倒於28日深夜發文，強調「制度不會因為建立了，就永遠完整，需要從每一次遺憾中找出問題」。這番言論看在楊植斗眼中，無異於默許網軍對基層社工進行二次圍剿。
楊植斗痛批，這套機制既然是蔡英文任內正式實施，賴清德上任後繼續沿用，甚至去年的「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都還清楚載明，如今出了重大兒虐案件，民進黨卻急著把社工推出來當代罪羔羊。「基層社工照著政府制定的制度做事，出了事情，卻成為第一個被推出來究責、被網路霸凌的人。」這種先射箭再畫靶的政治操作，不僅無助於釐清真相，更可能產生嚴重的寒蟬效應——當社工害怕遵循制度會被究責、不遵循制度也會被究責，最直接的受害者，只會是下一個可能陷入危險的孩子。
編輯觀點：從產業面來看，SDM制度本身並非萬惡淵藪，問題出在台灣長期以來對社工人力的結構性壓榨。每位社工平均背負數十件高風險案件，根本無法在SDM繁複的評估表格中「精準」判斷每一個細微的風險訊號。說句難聽的，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還期待馬兒能算出最優解？如果民進黨政府真有魄力檢討機制，請先從補齊社工的人力缺口、調降案量開始，而不是拿幾張評估表來檢討第一線的「不專業」。否則再多套工具，都只是讓社工綁手綁腳的裝飾品。
- SDM三項工具的核心邏輯：安全評估（當下是否有立即危險）、風險評估（未來再次受虐的機率）、家庭強項評估（家庭功能是否可透過資源補強），三者交織出「是否安置」的決策矩陣。
- 實務上最大的盲點：風險評估高度依賴社工的訪視觀察與家庭配合度，當家屬刻意隱瞞或社工案量過大時，評估結果極易出現「樂觀偏誤」。
- 制度沿用的事實：該機制自2019年蔡政府時期全面實施後，歷經賴政府仍持續作為兒保案件的主要決策依據，並未進行大幅度的結構性修正。
與其急著獵巫，不如把力氣花在補破網
楊植斗呼籲，真正負責任的檢討，應該是把制度失靈的環節一項一項抓出來，從評估工具的閾值設定、督導機制的層層核章、到跨局處的通報連線，逐一檢視哪一個環節卡關。而不是在媒體面前把社工釘上十字架，用一條基層的命來平息眾怒。「拿著政府頒布的指南做事的社工，最後卻成了民進黨政治操作的祭品。」這句話雖出自在野黨議員之口，卻精準點出了台灣政治生態中最令人無奈的常態——每逢重大社會案件，政治人物總搶著在第一時間定調「究責」，卻很少人願意靜下心來問：如果今天換我做那個背負數十案、月薪不到四萬的社工，我敢在評估表上果斷勾選「建議安置」嗎？
蔡英文在發文中提到，不希望孩子的遭遇最後只剩下政治上的相互指責。這句話說得漂亮，但當她選擇不為遵循自己任內制度的社工說一句公道話時，所謂的「不相互指責」，實質上就是默許第一線被犧牲。制度的確需要持續修正，但修正的第一步，絕對是讓制定制度的人先承認制度有瑕疵，而不是讓執行制度的人獨自承擔所有罵名。
▍給每一位關心兒少安全的你：當我們在螢幕前為受害女童感到心痛、對社工發出質疑時，或許可以進一步思考——我們對台灣社工的勞動條件了解多少？你願意花五分鐘搜尋「社工人力荒」、「社工超時工作」等關鍵字，去看看這群守護兒少的第一道防線，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資源匱乏下，咬牙撐起整個國家的兒少保護網。真正的正義，從來不是找到一個人來恨，而是找到一個方法來改。
展望與影響：制度檢討不該淪為政治提款機
這起悲劇暴露的，不只是單一案件的失誤，更是台灣兒少保護體系長期以來「重表單、輕人力」的結構性困境。SDM制度引進的評估工具本身並非錯誤，但當決策品質高度依賴第一線工作者的專業判斷，而國家卻長期不願投入足夠的資源來維持社工的合理案量與身心健康，那麼再精良的工具都將淪為紙上談兵。
從政治效應來看，楊植斗將矛頭指向蔡英文的作法，雖然帶有明顯的政黨攻防色彩，但他確實點出了一個無人敢碰的敏感議題：如果連前總統都選擇對自己任內制定的制度保持距離，那麼未來還有哪一位政治人物願意在平時投入資源改革兒少保護體系？兒少保護不該是選舉時的激情口號，更不該是悲劇發生時的政治提款機。賴清德政府此刻面臨的選擇很明確：是要繼續沿用一套已被驗證出現漏洞的舊機制，還是拿出魄力進行跨部會的全面性修法與人力增補？答案，將直接決定下一個240天，還有沒有孩子得在恐懼中度過。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Yahoo奇摩新聞發布。
常見問題 FAQ
什麼是「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DM）」？為什麼它會導致社工不敢安置？
SDM是衛福部自2019年7月起全面推動的一套標準化兒保評估工具，包含安全評估、風險評估與家庭強項評估。它的核心精神是透過科學化量表減少安置對家庭的衝擊，但在實務上，因社工案量過大且評估項目繁瑣，容易低估潛在風險，加上「避免不必要安置」的政策壓力，讓許多社工在面對灰色地帶時傾向選擇不啟動家外安置。
楊植斗指控蔡英文必須為此案道歉，法律或行政上的依據是什麼？
楊植斗的論點並非基於法律上的因果關係，而是政治責任層次的質疑。他認為SDM機制是在蔡英文總統任內由衛福部正式公告實施，基層社工是依據該套國家標準執行業務，如今機制出現漏洞導致悲劇，制定政策的決策者不該袖手旁觀，更不該反過頭來指責遵循制度的基層人員。這屬於政策歸屬與政治責任的討論範疇。
一般民眾如果發現兒虐跡象，該如何正確通報？社工真的會「刻意不安置」嗎？
若發現疑似兒虐事件，民眾可直接撥打113保護專線或通報各縣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通報人身分依法受到保密。至於「刻意不安置」的指控，實務上多數社工都希望盡可能保護孩子，但受到SDM評估結果、主管機關壓力、與家屬建立工作關係的考量等多重因素影響，確實可能出現對於安置與否的判斷歧異。這是制度問題，而非個別社工的怠惰或惡意。
如果您或身邊的孩子正處於危險處境，請立即撥打113或110求助，每一通電話都可能改變一個孩子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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