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數字震驚了所有人：明年最低月薪即將突破三萬元大關。
九月勞動部的最低工資審議會還沒召開，工總理事長潘俊榮已經率先表態。二十四日的白皮書發表會上，他一句「企業如果有賺錢，為什麼怕給工資」說得理直氣壯。這話從工總頭號人物口中說出來，確實讓在場媒體愣了幾秒。畢竟過去幾年，每當最低工資調漲的風聲一出，資方的反應通常是「再評估看看」或「希望和緩調整」，這次的表態來得乾脆，反而讓人想追問：轉變的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話說回來，潘俊榮的邏輯其實並不複雜。他用普發現金一萬元當例子，形容現在是「三十九年來最有錢的政府」，既然政府經營有方願意和全民分紅，企業賺了錢，當然沒理由對員工小氣。這個比喻聽起來直白，卻精準點出了當前台灣經濟的畸形現象——AI產業光芒萬丈，出口訂單接到手軟，但那些真正撐起百工百業的傳統產業和建築業，正深陷從未有過的寒冬。
表象：一次「佛心來著」的加薪承諾
從數字來看，這次調幅確實讓人期待。現行最低月薪兩萬九千五百元，只要調升百分之五，就會增加到三萬零九百七十五元；要是調幅拉高到百分之五點零八以上，月薪更可能直接衝破三萬一千元。看似不多，但對領基本工資的基層勞工來說，這一千多塊可能是小孩的學費、是這個月能多買幾次菜的差額。
而潘俊榮背書的時機也很巧妙。工總白皮書每年發表一次，向政府傳達產業界的政策訴求，向來是勞動部調薪的重要參考風向球。今年他選擇直接喊「支持」，外界解讀為工總釋出善意，等於替九月的審議會鋪了一條相對平坦的路。
「產業界不是反對加薪，而是反對不合理的一次性調漲。只要調整機制透明、可預期，讓企業有時間反應成本，工總的立場從來都是支持的。」——工總內部人士透露，理事長的表態其實經過內部多次溝通，並非一時興起。
真相：從「怕給工資」到「沒錢給工資」的斷層
不過，如果只看到加薪這一面，就太小看潘俊榮這場記者會真正的含意了。他話鋒一轉，直指傳統產業和建築業景氣低迷，才是工總今年白皮書最想讓政府正視的痛點。
他說得很直：「台灣不能只看AI產業賺錢，百工百業也必須翻轉。」這句聽起來像場面話，背後卻藏著一個殘酷的數據缺口——根據經濟部統計，去年製造業中，傳統產業的產值成長率遠低於電子零組件業，部分行業甚至出現負成長。建築業更不用說，受到土方去化困難、原物料成本上漲、政策打炒房等多重因素夾擊，中小型建商倒閉或暫停推案的消息時有所聞。
所以潘俊榮真正的潛台詞其實是：最低工資可以調，但前提是政府得先幫產業「把水龍頭開大一點」，讓更多活水流入傳統產業和建築業。否則，企業不是怕給工資，而是根本沒賺夠錢來給工資。
「政府財政狀況是三十九年來最好，應該把資金借給傳統產業，幫企業度過難關。等產業恢復獲利，不但能還錢、付利息，還能繳更多稅金、替員工加薪，這是政府與產業雙贏的局面。」潘俊榮在記者會上如此主張。
這段話乍聽像是企業在跟政府討資源，但仔細想想，他提的其實是「造血」而非「輸血」。借錢不是補貼，是給一筆周轉的空間，讓有能力的企業撐過低谷。問題是，政府願意把錢借給哪些產業？放款條件怎麼訂？會不會又變成看得到吃不到的政策牛肉？這些細節白皮書沒寫，但才是真正的關鍵。
各方角力：土方、勞工、政策的三方拔河
潘俊榮特別點出建築業的土方困境，這是內行人才聽得懂的痛。營建剩餘土石方在台灣長期被當作廢棄物處理，棄置場域難尋、處理成本高漲，直接墊高建築成本。他建議政府把土方視為「可再利用的資源」，開放合適土地暫置或處理。說穿了，這是希望政府從管理者的角色轉換成協助者，幫業者解決「土方無處可去」的結構性障礙。
但問題沒那麼單純。環保團體長期關注土方非法棄置和濫倒問題，只要開放暫置場域，就會引發「是不是在幫業者開後門」的質疑。潘俊榮強調不應陷入對立，但現實是，建築業和環保之間的矛盾從來就不只是「溝通不良」那麼簡單，背後涉及土地利益、環評時程、地方政治等多重糾葛。
另一條戰線則是勞工的期待與資方的實際承受力。九月審議會上，勞方團體勢必要求調幅超過百分之五，甚至喊出百分之七到十，而資方代表會緊咬傳產景氣不佳、中小企業成本壓力大，雙方拉鋸幾乎是可以預見的劇本。潘俊榮先表態支持，某種程度也是在搶話語權——工總不是反對加薪，而是想主導「怎麼加、加多少」的遊戲規則。
深層影響：三萬元門檻之後的兩道陰影
如果明年最低月薪真的站上三萬元，對台灣社會的意義不僅僅是數字突破。從消費面來看，基層勞工的可支配所得增加，對內需型服務業、零售業會產生正向循環。但從企業經營面來看，人事成本上漲必然會加速兩件事：一是自動化和數位轉型的壓力更大，二是微型企業和微型商號的生存空間被進一步擠壓。
潘俊榮的思維很務實：他先喊「支持加薪」釋出善意，接著再把傳產困境端上檯面，形成「我讓步，但政府也要讓步」的談判籌碼。這種「條件式支持」的策略，其實是工總近年來對最低工資議題最細膩的一次操作。只是對廣大勞工來說，如果加薪的代價是物價跟著漲、或是企業改用派遣和外包來規避成本，那三萬元的實質購買力還能剩多少？
【編輯觀點】從產業面來看，潘俊榮這次的發言與其說是佛心，不如說是精算後的策略布局。工總很清楚，明年最低工資調漲幾乎已成定局與其強硬抵擋、落得「資方鐵板一塊」的負面標籤，不如主動接球、把戰場拉到「傳產也需要被拯救」這個層次。這招「以退為進」確實高明，但關鍵考驗在後頭——當政府真的端出對傳產的紓困或融資方案時，工總能不能拿出具體的產業轉型計畫，而不只是要求政府「把錢借出來」？如果加薪和紓困都只是止血，沒有從根本解決傳產升級轉型的結構難題，那三年後我們還是會在同一場記者會上，聽到同樣的抱怨。
未解之問：當加薪變成政治語言，誰來算真正的帳？
潘俊榮說：「有賺錢的時候，為什麼怕跟員工分享。」這句話在道德上很難反駁，但經濟運作從來不是道德問題。企業的利潤不等於現金流，現金流不等於可以立刻轉換成薪資成本。尤其對出口導向的製造業來說，匯率波動、國際訂單不穩、原物料價格飆漲，每一項都能讓財報上的「賺錢」變成帳面數字，而非實際可分配的盈餘。
再往深一層想，最低工資調漲確實能立即改善底層勞工的生活，但台灣真正需要解決的是「薪資中位數停滯」的問題。如果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十年來幾乎沒動，只有最低工資一直往上拉，最終只會拉平基層和初階白領的薪資差距，反而壓縮年輕人的薪資成長空間。這道算術題，恐怕不是「企業賺錢就該加薪」這句口號能回答的。
九月的審議會，不只是一場數字攻防。它考驗的是我們願不願意誠實面對一個事實：台灣的產業結構已經嚴重傾斜，而薪資政策從來就不只是薪資政策，它是產業政策、財政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總和。潘俊榮開了一扇窗，但也關了一扇門。窗戶是加薪有望，門則是那些沒說出口的條件——政府得先救傳產、得解決土方、得把水龍頭轉開。現在就看勞動部、經濟部和內政部，怎麼接這顆球了。
三萬元的最低工資不只是勞工的期待，更是一面鏡子，映出台灣經濟繁榮表象下，那條逐漸裂開的產業斷層線。我們都希望鏡子裡的自己看起來更好，但更重要的是，鏡子背後那張臉，是不是真的被照顧到了。
這篇文章不是要你選邊站，而是要你開始問問題。下一次有人跟你說「企業賺錢就該加薪」，你可以反問：哪個產業賺錢？哪個產業沒賺？政府又做了什麼讓沒賺錢的產業有機會翻身？如果你的公司明年調高了最低工資，但你的薪水沒變，你會怎麼做？把這篇文章轉給你的同事和老闆，看看他們怎麼說。有時候，開始對話，就是改變的第一步。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Yahoo奇摩新聞發布。
常見問題 FAQ
明年最低工資一定會調到三萬元嗎？
不一定，但機會很高。勞動部預計九月召開最低工資審議會，以現行月薪兩萬九千五百元計算，只要調幅達百分之一點七就會突破三萬。從勞資雙方目前的表態和通膨壓力來看，調幅超過百分之五是共識方向，因此三萬元的機率相當大。
最低工資調漲對中小企業的衝擊有多大？
直接衝擊最大的是服務業、餐飲業和微型製造業，這些行業人事成本占比高、利潤薄。但潘俊榮這次的發言暗示工總會搭配政策配套——例如對傳產的融資或稅務優惠——來降低中小企業的負擔。實際影響要看九月審議會最終通過的調幅，以及政府是否同步推出紓困措施。
為什麼工總理事長這次會主動支持加薪？
這是策略性表態。工總很清楚調漲勢在必行，與其反對到底落得負面形象，不如先喊支持、再把傳產困境端上談判桌，藉此向政府爭取更多產業紓困資源。這是一種「以退為進」的談判手法，既能對外展現企業社會責任，又能替會員爭取實質利益。
調薪後物價會不會跟著漲？
很可能會。歷年最低工資調漲後，餐飲、服務業常會透過漲價反映成本，尤其是連鎖品牌。但漲幅通常不會一次到位，而是分批調整。專家建議消費者可以多關注替代消費選擇，同時也該認知到——長期低薪導致的內需疲弱，對物價和經濟的傷害可能比溫和通膨更嚴重。
傳統產業的景氣低迷跟最低工資有什麼關係？
直接關係不大，但政治關係很深。潘俊榮把兩個議題綁在一起，目的是告訴政府：如果你要我支持加薪，就得先幫我解決傳產沒訂單、土方沒去處、政策限制太多的問題。這是在替工總會員爭取政策紅利，不是經濟邏輯上的必然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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