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當政黨的公信力面臨考驗,其核心價值究竟應為何?針對民眾黨創黨主席<strong>柯文哲</strong>因涉入京華城、政治獻金等案,一審遭判17年並引發凱道聲援行動,時代力量黨主席<strong>王婉諭</strong>於3月29日重砲抨擊,直指此舉乃本末倒置,將<strong>政黨公器</strong>淪為個人官司服務的工具。她強調,真正的「新政治」應建立在「<strong>制度高於個人</strong>」的基石上,而非因人設事。</p>
<h2>現象觀察:凱道集結背後的政黨定位挑戰</h2>
<p>3月29日,台灣民眾黨在凱達格蘭大道集結,聲援其創黨主席柯文哲。此舉源於柯文哲捲入京華城與政治獻金等案件,一審遭判17年重刑。這場集結不僅有民眾黨多位公職人員到場,更吸引超過20名國民黨立委出席力挺,旨在為柯文哲「討公道」並痛批總統賴清德。然而,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對此現象提出嚴肅質疑,她指出,作為一個肩負社會期待的「第三勢力」,政黨的真正使命應是「為廣大民眾討公道」,而非僅「為了一個人討公道」。</p>
<h2>原因剖析:個人權力與公共利益的深層衝突</h2>
<p>王婉諭進一步剖析,民眾黨的凱道集結行為,實質上反映了政黨在個人利益與公共責任之間的深層矛盾。她強調,<strong>政黨是社會的公器</strong>,其運作宗旨應以追求長遠的公共利益為依歸,特別是為了孩子、年輕世代及所有父母的福祉。然而,當政黨為特定個人的官司與權力服務,甚至「因人設事」、修改規定,並發動「仇恨動員」來謀求其口中的「公道」時,這無疑是本末倒置的作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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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王婉諭嚴正指出:「政黨的制度絕不能為特定個人量身訂做,面對重大爭議案件時,更不允許事後調整規則以迴避責任;其次,政黨絕不應帶領支持者進行仇恨動員,或針對特定個人與政黨發動惡意攻擊,因為仇恨政治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只會進一步撕裂台灣;最後,政黨的黨職人員,特別是領導者與決策團隊,必須具備清楚的責任意識,絕不可推卸責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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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這三項不可退讓的原則,旨在確立政黨運作的核心價值,避免將政黨資源與影響力淪為個人私利或政治公關的工具。</p>
<h2>影響評估:仇恨政治的代價與信任危機</h2>
<p>當政黨選擇以仇恨動員作為策略,其短期或許能凝聚部分支持者,但長期而言,對台灣社會的負面影響卻是巨大的。這種以「仇恨政治」對抗特定個人或政黨的做法,不僅無助於解決實質問題,反而可能加劇社會的對立與撕裂。對於那些原本對現狀感到失望、期待「新政治」能夠帶來改變的民眾而言,此類行為無疑會進一步消磨他們的信任,使他們對政治改革的希望再次幻滅。<strong>時代力量</strong>認為,一個未能將力氣花在改變、卻沉溺於仇恨的政黨,最終將難以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與支持。</p>
<h2>趨勢預測:邁向制度化與責任先於權力的政治文化</h2>
<p>面對當前的政治挑戰,王婉諭為時代力量勾勒出清晰的未來路徑,亦可視為台灣政治發展的趨勢預測。她期望時代力量能成為一個真正實現「<strong>制度高於個人</strong>」、「將力氣花在改變而非仇恨」,且「責任永遠先於權力」的政黨。這不僅是對自身的要求,更是對台灣整體政治文化的一種期許。只有建立起截然不同的政治檢驗標準與價值觀,才能為那些對現狀傷心、對新政治失望的民眾,提供一個真正有別於傳統、值得信賴的選擇。這意味著未來政黨的競爭,將更著重於其制度的健全性、對公共利益的承諾,以及領導者的責任意識。</p>
<p>總體而言,王婉諭對民眾黨凱道集結的批評,不僅是一場針對特定事件的意見表達,更是一次對台灣政黨政治核心價值的深刻反思。她藉此呼籲各政黨應回歸其作為社會公器的本質,將制度的完善與公共利益的追求置於個人權力之上。這項主張對於正在尋求政治改革與信任重建的台灣社會,無疑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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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王婉諭向全黨宣示三項原則:首先,政黨制度絕不能為特定個人量身訂做;其次,政黨不應帶領支持者進行仇恨動員或惡意攻擊;最後,黨職人員(特別是領導者與決策團隊)必須具備清楚的責任意識,絕不可推卸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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