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司法程序穩定性的同時，如何確保未成年人獲得最適切的保護，一直是少年司法體系中的核心矛盾。憲法法庭近日針對《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特定條文做出關鍵判決，宣告其部分內容違憲，並要求相關機關在兩年內完成修法。這項裁決不僅突顯了少年最佳利益原則的重要性，也為我國少年司法管轄權的彈性調整開啟了新的篇章。
現象觀察：僵化移送規定與少年權益的衝突
憲法法庭於今年（此指憲法法庭宣判當下）宣判「115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明確指出《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5條後段所規定「受移送之法院，不得再行移送」的條文，牴觸了憲法所保障的少年人格權，以及國家應特別保護少年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的義務。這項規定原意是為了避免案件在不同法院間不斷推諉，導致少年淪為「人球」，然而在實際運作中，卻可能因過度僵化而未能考量少年的真實需求。
花蓮地院法官邱佳玄指出，現行制度過於僵化，未能因應少年居住環境變動，不僅可能影響少年獲得適當保護，亦恐侵害憲法保障的訴訟權，並違反憲法對少年應予特別保護之意旨。
以本次聲請案為例，桃園地檢署將一名涉毀損罪的少年移送至桃園地方法院，但桃園地院卻以少年設籍花蓮為由，裁定將案件移送花蓮地院。然而，該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實際分別居住於桃園及雲林，他們期望能回到桃園審理，以利程序進行。然而，根據當時的規定，案件一旦移送便不得再轉，使得法院無法依據少年實際狀況調整管轄權，凸顯了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中移送規定的不合時宜。
原因剖析：立法初衷與現實困境的落差
追溯「不得再行移送」規定的立法脈絡，其背後確實有著避免司法資源浪費與案件延宕的善意。早年，為防止法院間相互推諉，造成少年案件審理遙遙無期，進而損害少年權益，因而設立了此一限制。然而，隨著社會變遷，少年的居住環境與家庭支持系統日益複雜，單純以戶籍地或首次移送地來決定管轄法院，已無法完全符合少年最佳利益的原則。
憲法法庭認為，這種「一移定終身」的管轄權限制，實際上剝奪了受移送法院在發現更適合少年保護的環境時，彈性調整管轄的權力。這不僅壓縮了司法機關為少年提供最適切保護的空間，也間接阻礙了少年在訴訟過程中獲得更便利、更符合其生活狀況的協助。尤其當少年與法定代理人的實際生活重心與戶籍地或移送地不符時，僵化的規定反而成為了司法介入保護的障礙，背離了憲法對於少年人格權的特別保障。
影響評估：司法實務與未來挑戰
憲法法庭的這項判決，宣告《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5條後段自判決公告之日起立即失效。這意味著，在新的修法完成之前，司法實務將面臨一段過渡期。根據判決意旨，修法完成前，受移送法院經調查後，若認定其他有管轄權的少年法院確實能使少年受到更適當的保護，則可以裁定再行移送。同時，為了保障當事人權益，少年、其法定代理人、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輔佐人，對於少年法院所為的再行移送裁定若有不服，仍可提起抗告，確保程序的公平性與透明度。
這項判決為我國的少年司法體系帶來深遠影響。首先，它促使立法機關必須正視現行法律中不符時代需求的條文，並在公告日起兩年內完成修法工作。其次，它強調了在任何司法程序中，對於未成年人的保護必須以其「最佳利益」為核心考量，而非僅以程序安定性或行政效率為唯一標準。這次判決也再次展現了憲法法庭在保障基本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為，繼去年12月19日宣告「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違憲失效，讓憲法法庭得以復活後，再次展現其憲法守護者的角色。
趨勢預測：邁向更彈性的少年司法保護網
展望未來，相關機關在進行《少年事件處理法》的修法時，勢必會朝向更具彈性與人性化的方向發展。花蓮地院法官邱佳玄曾建議，可將其規定為「受移送之法院，應得少年、法定代理人及現在保護少年之人之同意始得再行移送」，這或許是一個兼顧程序安定性與少年權益的良好方向。透過賦予法院更多裁量權，並引入當事人的同意機制，將能更好地應對少年居住環境變動的現實，確保少年在司法程序中能獲得最妥適的照顧與保護。
這項判決預示著我國少年司法體系將更加細緻地考量個案差異，從根本上提升對少年人格權的尊重與保障。未來，我們將看到一個更為靈活、以少年為中心的管轄權調整機制，讓少年權益不再受限於僵化的移送規定，真正落實憲法賦予國家的特別保護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