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央研究院7月9日才剛公布第35屆新任院士名單時，歷史學界還在為李孝悌的名字終於出現而感到欣慰。誰也沒想到，僅僅一個多月後的8月25日晚間，這位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就這麼走了。七十二歲，以現代標準不算太老，但對一位埋首史料數十年的學者來說，他手邊那本還沒寫完的南京城市史，恐怕才是真正的遺憾。
李孝悌這個名字，對一般讀者可能有些陌生，但在華人歷史學界，他幾乎是「明清城市文化研究」的代名詞。台大歷史系畢業、哈佛大學博士，這條學術養成路徑看似典型，但他選的研究主題一點都不典型——當多數學者還在鑽研宮廷政治或思想史的時候，他把目光轉向了揚州的酒樓、南京的寺廟、以及城市裡那些吃喝玩樂的日常。
表象：一個被低估了很長時間的學者
說他被低估，不是沒有理由的。李孝悌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美國漢學界的大咖，但他回台後長期在中央大學服務，沒有往台北的頂尖大學擠，某種程度上也讓他避開了學術圈的鎂光燈。加上他的研究主題——下層社會啟蒙、城市逸樂、宗教生活——在早期台灣的史學圈裡，不算「主流」，關注度自然打了折扣。
他早年的代表作《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講的不是知識菁英的改革，而是戲曲、說書、白話報這些民間管道怎麼悄悄地改變了晚清社會。那個年代的學者很少這樣做研究——把「老百姓怎麼接收新知」當成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來處理。說真的，這種視角在當時是很有膽識的。
後來他轉向城市史，《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這本書，直接走進揚州的街頭巷尾，去看商人、文人、僧侶和妓女怎麼在一個城市裡共處。這種寫法，與其說是歷史研究，不如說更像是帶著讀者穿越回明清時代的市井之間。有學生回憶，李老師上課時講到揚州的茶館，眼睛會發亮，好像他前一天才剛從那裡走出來一樣。
真相：院士頭銜來得正是時候，卻也來得太晚
今年7月9日當選中研院院士，對李孝悌來說，算是學術生涯的「遲來的正義」。畢竟，比照他同世代的史學同行，不少人早就拿到這個頭銜了。但學術圈的人都知道，院士選舉不只是看學術成就，還牽涉到學派、人脈、甚至某種「被看見」的運氣。
李孝悌的幸與不幸，在於他做的研究太「軟」了。文化史、城市史、日常生活史，這些在西方學界早已是顯學，但在台灣的歷史學科評鑑體系裡，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不夠「扎實」。說白了，就是不夠政治史、不夠制度史、不夠「硬」。但他從不為此妥協——他的史料考證之嚴謹，是圈內公認的，只是他把這些嚴謹用在看似輕盈的主題上。
一位曾受教於李孝悌的學生在社群平台上寫道：「老師常說，歷史不是只有帝王將相。老百姓怎麼過日子、怎麼拜拜、怎麼娛樂，這些『小事』加起來，才是真正的時代精神。」這句話，大概就是李孝悌一輩子研究的核心信念。
所以當院士名單公布時，學界許多人的反應是「終於啊」。但這個「終於」只維持了四十八天。8月25日他辭世的消息傳出後，社群上的悼念貼文從深夜一直延伸到天亮，不少歷史系學生感嘆「還沒來得及當面恭喜老師」。
各方角力：學術圈內的「正統之爭」
雖然人已遠去，但李孝悌的研究取向，在他身後勢必再次引發學術圈對「什麼是重要的歷史研究」的討論。這不是一個新議題，但每一次有重量級學者離世，這個問題就會被重新端上檯面。
在台灣的歷史學界，向來存在著幾種不同的研究典範：政治史與制度史是傳統大宗，社會史與經濟史在八○年代後逐漸興起，而文化史和新文化史則是千禧年後才真正站穩腳步的「後起之秀」。李孝悌的研究路徑，某種程度上是從社會史過渡到文化史的橋樑——他不只統計人口、分析階級，他更想知道那時代的人在想什麼、感受什麼。
中研院一位不願具名的研究員私下感嘆：「李老師的離開，讓文化史這一塊在台灣的傳承出現了斷層。不是說沒有年輕人在做，而是做到他那種史料功力與人文關懷兼具的，真的不多了。」
更值得玩味的是，李孝悌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城市，但他一輩子都在台灣做學術。這在兩岸關係敏感的當下，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反差——他用最嚴謹的台灣學術訓練，去書寫最細緻的中國社會圖像。這種「距離感」，反而讓他的研究保有了一種冷靜的視角。換個角度想，如果他在中國做同樣的研究，會不會被「愛國主義史學」綁架？如果他在美國做，又會不會被「東方主義」的標籤困住？在台灣，他找到了第三條路。
深層影響：不只是少了一個歷史教授
李孝悌的離世，對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缺口。他從返台後就在中大服務，數十年的深耕，讓中大的歷史所成為台灣少數以城市史、文化史為特色的史學重鎮。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起來的，更不是換一個教授就能複製的。
從更大的層面來看，台灣的歷史學界正面臨一個世代交替的關鍵時刻。戰後嬰兒潮世代出生的學者，從二○一○年代後陸續退休或離世，但年輕一代的學術環境卻更加艱困——大專院校的歷史系招生萎縮、研究經費有限、教職缺額銳減。李孝悌這一輩學者享有的學術紅利，可能很難再複製了。
不過，話說回來，李孝悌留下的學術遺產其實相當豐厚。他不只寫了重要的專書，還主編了《中國的城市生活》這本影響深遠的論文集，帶動了一批年輕學者投入城市史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培養的學生散布在各個大學，延續著他的研究關懷。一個學者的影響力，不只在於他本人寫了多少篇論文，更在於他點燃了多少人的研究熱情。
有網友在悼念貼文下寫道：「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這句話出自范仲淹，形容的是人格風範。對李孝悌來說，這個評價恰好呼應了他一生對「歷史中的人」的關注——他自己，也成了歷史中一個有溫度的人。
未解之問：院士之後，然後呢？
李孝悌走了，但至少有幾個問題是留給學界、也留給讀者的：
第一，在講求「影響力指標」和「期刊點數」的當代學術環境裡，像李孝悌這種花數年時間打磨一本專著的「慢學者」，還有生存空間嗎？他的研究路徑，會不會隨著他的離去而更加邊緣化？
第二，台灣的歷史研究，在失去這一位深耕中國城市史的重量級學者後，還有誰能填補這個位置？或者說，台灣學界還有多少「空間」願意支持這類需要長期田野調查與史料梳理的研究？
第三，對一般讀者而言，我們該怎麼看待一位院士的離世？除了新聞報導中的「享壽七十二歲」、「學界痛失巨擘」這些標準用語之外，我們有沒有辦法真正理解一位學者數十年累積的知識分量？
我不確定這些問題有沒有標準答案。但我知道的是，下次當你走進一個老城市、經過一座古廟、或是在某條巷子裡看到一間百年老店時，或許可以停下來想一下——這裡的人以前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他們信仰什麼？他們怎麼娛樂？這些問題，正是李孝悌花了幾十年在追問的。而他追問的方式，讓我們看到歷史不是死的，它是活的。
如果你對城市史或文化史有興趣，不妨去翻翻《昨日到城市》這本書。不是為了趕什麼「學術熱潮」，而是因為這本書真的很好看——它讓你覺得自己好像也走進了那條揚州的巷子裡，聞到了茶香和香火味。這大概就是一個好學者，留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編輯觀點：李孝悌的驟逝之所以令人震撼，不只是因為他「剛當選院士就離開」的戲劇性時間點，更在於他代表的那種研究精神——把史料當作人來讀、把城市當作生命來看待——在當今學術界越來越稀有。台灣的史學研究正面臨「速食化」的危機，論文篇數壓過專書深度，短期計畫凌駕長期蹲點。如果學界和主管機關不趁這個時刻重新檢討評鑑機制，我們失去的將不只是一位院士，而是一個世代對「好研究」的定義。對一般讀者來說，與其感嘆「又少了一個大師」，不如去讀一本他寫的書，那才是對一位學者最高的致敬。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Yahoo奇摩新聞發布。
常見問題 FAQ
李孝悌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什麼？
李孝悌是華人世界明清城市史與文化史的先驅，他以《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等著作，將研究視角從政治菁英轉向下層社會與城市日常生活，開創了結合社會史、文化史與田野調查的研究路徑。
李孝悌當選中研院院士後多久過世？
李孝悌於2026年7月9日獲選為中央研究院第35屆院士，同年8月25日晚間辭世，距離當選僅一個多月，享壽七十二歲。
李孝悌在哪裡任教？
李孝悌長期服務於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並取得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委員會博士學位，返台後一直在中央大學任教至離世。
李孝悌的著作有哪些推薦？
他的代表作包括《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以及主編的《中國的城市生活》，這些作品對明清社會與城市文化研究影響深遠。
台灣歷史學界還有誰在研究城市史？
李孝悌離世後，台灣仍有多位學者從事城市史與文化史研究，但其整合社會史與文化史的獨特視角，以及結合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短期內確實難以被完全取代，年輕一代學者的傳承狀況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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