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核電被視為解決能源困境的經濟解方時，我們是否真正衡量了其背後深層的制度挑戰？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林仁斌點出，核電不僅是能源選項，更是一面「治理測量儀」，考驗著社會在核廢料處置、事故風險承擔與跨世代責任上的誠實與準備度。
表象
在當前能源轉型與全球產業競爭的巨大壓力下，許多人自然而然地將核電納入經濟考量。畢竟，若能確保穩定供電並有效降低成本，這看似是一個理性的選項。特別是近年來，AI產業的爆炸性成長與半導體產業的持續擴張，對電力需求的渴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這無疑加劇了各界對能源政策的焦慮，使得核電的「經濟效益」論述再度浮上檯面。
真相
然而，將核電單純視為經濟工具，恐怕是過於簡化了問題的本質。林仁斌副教授強調，核電的特殊性使其遠超一般產業政策範疇。他直言：
「核電並非尋常的產業政策，其特殊性在於牽涉長期放射性風險、跨世代責任，以及一旦發生便高度外溢的事故外部性。」
這意味著任何與核電相關的決策失誤，其影響時間尺度可能遠遠超越任何一屆政府的任期。因此，核電更像是一面「治理測量儀」，它所衡量的並非僅僅是技術的優劣，而是整個制度體系對於風險的誠實程度與承擔能力。
各方角力
如果我們真要將核電視為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的一環，那麼至少有幾個制度層面的核心問題必須被嚴肅回答。首先，核廢料的最終處置，究竟是否有具體的場址與明確的時間表？這項跨越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責任，不能再以「未來再議」或「政策彈性」一語帶過。其次，針對核電事故的責任保險，是否真能涵蓋極端風險所可能帶來的龐大損失？林仁斌教授進一步指出：
「若核廢料處置與事故保險等成本，仍以『未來再議』或『政策彈性』模糊帶過，那麼所謂的『低成本』，實質上不過是風險的延後記帳。」
再者，核能風險的承擔者往往不是單一的發電單位，而是全體社會。當風險被外部化，而利潤卻私有化時，所謂的經濟理性討論便難以成立。污染者付費與風險自負，應是任何能源政策不可退讓的基本原則。此外，核電涉及高度專業領域，若監管體系缺乏應有的透明度，或專業判斷屢受政治壓力干擾，制度風險本身便會成為隱性的巨大成本。民主社會之所以能容許高風險設施存在，其前提始終是資訊的公開透明與持續的公眾監督，而非單向的政策宣示。
深層影響
核電政策本質上是一場深遠的跨世代社會契約。當前世代是否有權力，在缺乏充分資訊與未來世代選擇空間的情況下，逕自決定未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風險分配？面對AI產業成長、半導體擴張所帶來的電力需求激增，確實為能源政策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然而，這份焦慮絕不能成為我們降低制度標準、逃避應盡責任的藉口。
未解之問
核電是否能作為有效的經濟工具，其關鍵並非僅止於發電成本或技術優劣，而是社會是否具備足夠成熟的制度承擔能力。這包括核廢料的具體處置方案、事故責任的全面覆蓋，以及風險能否確實內部化，避免將成本轉嫁給未來世代。
與其一味爭辯「要不要核電」，或許我們更應該深思：我們是否已真正準備好，承擔核電所代表的巨大制度責任？林仁斌教授強調：
「真正的核心問題並非『要不要核電』，而是我們社會是否已準備好，承擔核電所代表的巨大制度責任。」
核電可以是多元能源選項之一，但它絕不應成為逃避制度改革的捷徑。若真心追求能源穩定與產業競爭力，政府與社會就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的風險帳本、強化監管獨立性、落實成本透明與世代正義。唯有如此，核電才不會淪為單純的經濟工具，而能成為一個國家治理成熟度的最佳證明。能源政策可以有辯論的空間，但制度的誠實，絕對不容許打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