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衛福部統計，2019年7月正式全面實施的「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SDM）」三項評估工具，至今已運作超過七年。這套被第一線社工奉為準則的標準化作業流程，卻在台北市一名10歲女童疑似遭受性傷害、歷經240天未獲安置的事件中，暴露了制度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裂縫。前總統蔡英文為此發文表達不捨，台北市長蔣萬安也遭外界質疑避重就輕，但真正被推上輿論火線的，卻是依循政府規則辦事的第一線社工。
714次訪視與240天等待：數字背後的制度失靈
根據台北市議員楊植斗引述的衛福部報告，這套SDM機制在蔡英文政府時期全面實施後，賴清德政府延續使用。其核心精神之一是「透過安全計畫避免不必要的家外安置」。然而，當基層社工在240天內進行了714次訪視與聯繫，試圖在「避免安置」與「兒童安全」之間取得平衡時，最終仍發生令人痛心的結果。
從數字來看，714次追蹤絕非消極怠惰的表現。但問題在於：一套強調「避免安置」的制度，是否在無形中讓社工背負了「能不安置就不安置」的績效壓力？當制度設計本身存在模糊地帶，第一線人員只能依賴專業判斷，而這種判斷一旦失準，代價就是孩子的安全與社會的信任。
從產業面來看，SDM制度的立意良善——家外安置對兒童來說是最後手段，能讓孩子留在原生家庭當然是優先選項。但這套工具在台灣落地時，缺乏足夠的配套資源與明確的「紅線」標準。當社工面對的是高衝突家庭或隱蔽性高的性侵害案件，現有的評估工具恐怕難以涵蓋所有風險變數。說句實在話，制度設計者當初有沒有想過：當安全計畫失敗時，誰來承擔責任？
政治責任與基層代罪羔羊的距離
楊植斗點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規則是你訂的，你還敢說檢討？這句話背後，凸顯的是台灣政治文化中長期存在的「制度歸制度、政治歸政治」的荒謬現象。當事件發生後，民進黨議員反過來質疑基層社工「不專業」，甚至指控「延宕200多天未安置」，卻刻意忽略了這套流程正是自家執政時期所建立。
蔡英文的發文雖然表達了不捨，但在楊植斗看來，這不僅沒有為第一線社工說話，反而「為網路出征的火焰添柴加薪」。楊植斗直言，蔡英文若要談檢討，應先向那些遭政治人物圍剿、遭網路霸凌，卻仍每天站在兒少保護第一線的社工「道一聲歉」。
這話雖然帶有明顯的政黨立場，但其中有一個值得深思的結構性問題：當制度失靈時，究竟該由制定規則的人負責，還是執行規則的人扛責？如果每次重大事件發生後，都是基層人員被推出來「祭旗」，那麼再完善的制度也無法留住人才。
SDM制度在台灣的七年之癢
從2019年正式實施至今，SDM在台灣已走過七個年頭。這套源自美國的決策模式，透過標準化風險評估，協助社工判斷兒少保護案件中的危險因子與處置優先順序。但美國的社工人力配置、司法支援系統、替代安置資源，與台灣的現實條件存在明顯落差。
根據監察院的歷年調查報告，台灣各縣市社工平均每人負責的案件量經常超出合理負荷，部分地區甚至達到1:50以上的案量比。在這種條件下要求社工精準執行SDM每一項評估指標，坦白說，有點像是要求一個同時端十個盤子的服務生，還要記住每一道菜的擺盤方式。
更關鍵的是，SDM的「安全計畫」依賴的是家庭成員的配合意願與改變能力。但在涉及性傷害的案件中，加害者往往是親屬或熟人，家庭系統本身的保護功能已經失靈。此時若過度依賴安全計畫而延遲安置，反而可能讓孩子暴露在持續的風險中。
換個角度想，這件事的真正教訓不是「社工太廢」或「制度太爛」這種二元結論。而是我們必須承認：任何標準化工具都無法完全取代專業判斷，但專業判斷需要足夠的資源與法律後盾來支撐。如果政府只推行制度卻不增加人力、不簡化行政流程、不提供法律免責空間，那就是在變相要求社工承擔制度失敗的全部責任。說難聽一點，這不是制度，這是卸責的SOP。
誰來還原社工的真實處境？
在這起事件中，網路輿論對社工的質疑主要集中在「為何不安置」這一點。但從實務角度來看，社工的決策從來都不是單選題。根據衛福部的兒少保護案件處理流程，安置與否必須綜合考量家庭支持系統、加害者可控性、兒童意願、替代照顧資源等多重因素。而「避免不必要的家外安置」確實是SDM的核心價值之一——這正是蔡政府時期所確立的政策方向。
換句話說，社工是在政府規定的框架內，努力遵循政策目標執行業務。結果事件發生後，制定規則的人說要檢討，監督執行的人說要究責，而真正站在第一線、拿著規則手冊做事的人，卻成了唯一的箭靶。這種「上層訂規則、中層喊改革、底層扛責任」的結構，在台灣的社福體系中早已不是新鮮事。
從數字看兒少保護的資源缺口
根據衛福部2025年的統計，全台通報的兒少保護案件超過4萬件，其中經評估需介入處遇的案件約占三成。然而，全台專職兒少保護社工的總人數僅約1,200人左右。用簡單的數學來算，每位社工平均要負責超過100件通報案的評估或追蹤。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些案件中，涉及性侵害或不當對待的類型，其調查與評估所需的時間成本遠高於一般疏忽照顧案件。一次完整的SDM評估，包含風險篩檢、家庭訪視、安全計畫擬定與執行追蹤，動輒耗費數十小時。在人力不足的前提下，714次訪視換來的不該是撻伐，而是對整體資源配置的深刻檢討。
楊植斗的批評或許帶有政治計算，但他點出了一個無人能否認的事實：如果制度是你們訂的，資源是你們分配的，那麼出了事，責任不該只在基層身上找。
對一般人來說，這件事的真正啟示是：下次看到類似新聞時，可以先問三個問題——第一，這個案件的處理流程是否符合現行法規？第二，負責處理的單位人力配置是否合理？第三，如果換成你是社工，在同樣的資源限制下，你能做得更好嗎？與其在網路上跟著出征，不如要求地方政府公開兒少保護的人力與案件統計數據。透明才是改革的起點。
數據背後的啟示
這起事件的本質，不僅僅是一個女童未被即時安置的個案，而是台灣兒少保護體系結構性問題的縮影。從SDM制度在2019年全面實施至今，台灣的兒少保護案件通報量逐年上升，但第一線社工的員額與薪資條件卻未見等比例改善。
楊植斗要求蔡英文向社工道歉，這個呼籲或許帶有政治操作色彩，但其中有一個核心訴求值得所有人思考：當制度失靈時，制定制度的人是否願意承認錯誤，而不是讓執行制度的人獨自承擔後果？如果每一次重大案件發生後，我們只看到政治人物輪流表態、網路言論互相攻擊，而從未真正檢討人力配置、決策流程與法律免責機制，那麼下一個240天未安置的案件，遲早會再度出現。
兒少保護不是藍綠議題，而是關乎每一個孩子能否安全長大的基本人權。與其忙著切割責任、尋找代罪羔羊，不如務實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台灣的兒少保護體系，需要的不只是檢討，而是資源。而資源的分配，從來都是政治問題——這才是那些訂規則的人，真正該面對的責任。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ETtoday新聞雲發布。
常見問題 FAQ
SDM制度是什麼？為什麼它會影響社工是否安置兒童？
SDM全名為「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是2019年7月蔡英文政府時期正式實施的三項評估工具。它的核心精神是透過標準化風險評估與安全計畫，優先避免不必要的家外安置，讓社工在決策時有明確依循的準則。
社工在240天內進行714次訪視，這個數字算多還是算少？
以台灣兒少保護社工平均每人負責約100件案件的案量來看，714次追蹤代表社工對這個案件投入了極高的關注密度。這顯示社工並非消極不作為，而是試圖在制度框架內尋求安全計畫的成功。
如果制度有問題，第一線社工可以自行決定安置嗎？
依法規，社工的安置決策必須依循SDM評估結果與衛福部的處理流程，無法完全憑個人判斷行事。如果社工違反制度規範逕行安置，反而可能面臨行政處分或法律責任，這也是為何制度設計對實務決策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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