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十歲的孩子，得用自殘的方式，才能讓外界聽見她的求救。這不是驚悚電影情節，而是今年8月中旬真實發生在臺北市的案例。
當臺北市議員許淑華與議員參選人馬郁雯在記者會上揭露這起案件時，最讓人震撼的數字不是那個母親進行性交易的次數，而是短短8個月內，北市府社工與相關單位對這個家庭進行了高達714次的訪視與聯繫。平均下來，每天將近3次。問題來了：這麼高的互動頻率，為什麼沒能阻止悲劇發生？為什麼一個已經明確表達「我不安全」的孩子，最後仍得回到那個被官方認定有風險的環境？
現象觀察：714次訪視，卻讀不出孩子的「我不安全」
先來拆解這714次到底是怎麼組成的。根據許淑華議員在記者會上公布的資料，這8個月期間，社會局與委外的世界展望會社工對這個家庭的輔導與訪視，包含了240次電話訪談、196次親自訪問，以及278次透過Line的網路聯繫。
你能想像嗎？將近兩百次的面對面接觸、兩百多通電話、將近三百則訊息。這些數字背後，代表社工與這個家庭之間有著相當頻繁的互動。但偏偏，他們沒有發現兩名未成年女兒正處於「煉獄」之中——10歲的么女遭到母親帶回家的男客性騷擾，15歲的次女則在7月發生疑似網路交友涉及性剝削的狀況。
馬郁雯在記者會上直接點出制度荒謬之處：「孩子一次次表達『我不安全』，制度卻未及時接住。家庭已經出現疑似性剝削情況，這樣的孩子都不能被保護，兒少保護標準到底是什麼？」
更有甚者，這名10歲女童曾不只一次向社工反映「想要被安置」，次數多達4次。今年6月，她更明確表示不想住在家中。然而，官方的回應是什麼？持續執行那個內容僅止於「管制磁扣、緊鎖門裝」的「安全計畫」。一個十歲孩子的安全，被簡化為一道門鎖。
原因剖析：制度慣性與「接近成年」的荒謬裁量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失靈？首先必須理解，臺灣的兒少保護體系長期存在一個結構性問題：安置是最後手段，家庭維繫是最高原則。這個原則本身沒有錯，但問題在於，當風險訊號已經明確到連孩子本人都開口求救了，制度卻仍然無法彈性調整。
從這個案例可以清楚看到兩個判斷失準的節點。第一個節點是面對10歲么女的情況：她在4月遭到母親帶回的男子觸碰大腿性騷，案件進入司法偵辦——從去年12月底至今已超過240天。在這240天裡，司法程序在跑，但孩子的保護措施卻原地踏步。許淑華指出，市府雖執行「安全計畫」，但內容僅止於門禁管制，對於一個已經發生性騷擾事件的家庭來說，這樣的處置顯然不足以排除風險。
第二個節點更離譜，是針對15歲次女的處置。她在7月發生疑似網路交友涉及性剝削的狀況後，社會局給出的理由是「接近成年」，因此不予以安置。
許淑華在記者會上質疑：「該母親共生下3名女兒，長女被性侵後，社福單位已於2010年安置離開原生家庭。這個家庭有前例、有跡證、有孩子的直接求助，為什麼制度還是慢了好幾拍？」
「接近成年」這個理由，說明了制度在面對青少年保護案件時的僵化思維。15歲離18歲確實還有3年，更重要的是，她依然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定義的「少年」，理應受到同等保護。用「快成年了」來拒絕安置，等於告訴這個孩子：妳的痛苦還不夠大，妳的年齡還不夠小，等妳真的出了事我們再來處理。
影響評估：一個家庭、三個女兒，體系的連續失守
這不是一個突然崩壞的家庭。事實上，這個家庭的問題早在2010年就已經被社會局掌握——當時長女遭到性侵後被安置，離開了原生家庭。換句話說，這個家庭與社政體系已經有長達14年的交手經驗。
如果用比喻來說，這不是一個突然崩塌的建築，而是一座裂縫早就存在、卻始終沒有被徹底補強的危樓。社政單位每年都在做外牆巡檢，但真正支撐結構的鋼筋——也就是孩子的實質安全——卻沒有被強固。
更令人心痛的是，在這714次訪視期間，孩子是清醒的。馬郁雯在記者會最後播放了女童向母親喊話的音檔，那段錄音裡，一個10歲孩子用超齡的語氣對母親說：
「你有3個女兒，我是最愛你的，請你以後好好照顧身體，我也會照顧好自己。雖然我很恨你，但你還是我的媽媽；我們之後不會再見面了。」
這段話同時包含了愛、恨、諒解與告別。一個十歲的孩子正在用她僅有的語言能力，替自己畫下一條界線——而她最信任的社工系統，卻沒能在她必須親口說出這句話之前，把她拉出來。
從數據面來看，臺灣每年約有超過一萬件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其中約有兩到三成會進入安置評估。但真正被安置的比例遠低於這個數字，因為安置資源有限、法官裁定門檻高、社工人力長期過載。這些都是事實，但若把這些結構性困難當作不作為的理由，那受害的就是這些沒有選擇權的孩子。
趨勢預測：如果不改變，下一個714次會在哪裡？
首先，必須認清一個殘酷現實：714次訪視反而證明了「訪視次數」是一個失真的績效指標。當主管機關用電訪次數、面訪次數、Line聯繫次數來評估社工「有在做事」，社工就會被迫把時間花在「製造訪視紀錄」上，而不是「判斷風險強度」。這不是社工不努力，而是整個考評機制鼓勵了錯誤的行為。
其次，從這個案例可以預見，未來一到兩年內，雙北市府的兒少保護案件通報量可能會出現一波增長——不是因為受虐兒變多了，而是因為這個案例讓第一線人員和學校老師更緊張，寧可通報也不要漏接。這其實是好事，但前提是，社政系統必須有足夠的承接能量，否則只是把壓力從發現端轉移到處理端。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安置決策的「風險判斷模型」需要重新設計。目前的實務操作往往偏向「等待明確違法事證」，而不是「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啟動」。
編輯觀點
從產業面來看，這起案件最值得關注的不是「社工不夠努力」這種廉價指責，而是「訪視人次」與「風險判斷」之間徹底脫鉤的荒謬。當社會局把714次當作勤務績效來看待，卻沒有人在第七百次的時候拍桌說「夠了，孩子該帶走了」，這說明了我們的管理系統還在用工業時代的計件邏輯，來處理最細膩的家庭人際互動。說真的，如果我是這位母親的社工，我會問自己一個問題：當一個孩子連續四次開口要求被帶離，我的專業判斷還能用「安全計畫已執行」來說服自己嗎？ 這個案例應該成為兒保體系改革的分水嶺——從「計算做了多少次訪視」，轉向「評估每一次訪視帶回了什麼真實的訊息」。
給制度的行動呼籲：別讓下一個孩子用自殘來敲門
寫到這裡，我想請讀者做一件事：閉上眼睛，想像一個十歲孩子拿著美工刀劃在自己身上的畫面。然後再想一次，她是被逼到什麼程度，才會選擇用這種方式來表達「我不想回家」。
如果你也覺得荒謬，那麼這幾個行動方向值得你關注：第一，要求地方政府公開兒少保護案件「訪視轉安置」的決策流程與門檻，讓制度透明化；第二，支持增加安置機構與寄養家庭資源，不要把「沒床位」當作拒絕安置的理由；第三，如果你身邊有疑似受虐的孩子，請不要猶豫，撥打113專線——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像這個女孩一樣開口求救，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成為那個願意聆聽的大人。
這不是一個單一案例，而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制度僵化、資源錯置、以及我們對「家庭」這兩個字的過度浪漫想像。有些家是避風港，有些家卻是煉獄；我們的兒保體系必須有能力區分這兩者，而不是用同一套劇本應對所有家庭。
最後，請記住那個女孩在錄音裡說的最後一句話：「我們之後不會再見面了。」如果制度再慢一點，這可能就是她對這個世界說再見的方式。
※ 若懷疑孩童遭受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或是性侵害、性騷擾，請撥打113專線，透過專業社工員接線服務，將可盡快救援在生命危機中的兒童。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自由時報發布。
常見問題 FAQ
兒少保護案件中，社工訪視次數多就代表有在做事嗎？
不一定。訪視次數只代表「有接觸」，不代表「有判斷」。本案中714次訪視仍未發現孩子身處風險，顯示次數與保護效果之間沒有必然關係，關鍵在於訪視的品質與風險評估的精準度。
為什麼社工不直接安置受虐兒童就好？
安置是最後手段。根據臺灣法規，安置須經法院裁定，且社工必須提出明確證據證明孩子在家中有立即且不可控的危險。實務上，法官對「剝奪親權」的裁定非常謹慎，加上安置資源有限，導致第一線人員傾向先執行「安全計畫」而非啟動安置。
什麼情況下孩子會被強制安置？
當孩子的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危險」且「無法透過家庭處遇計畫改善」時，社政單位可向法院聲請安置。實務上包括：嚴重身體虐待、性侵害、父母吸毒或精神疾病導致無法照顧、以及孩子已明確表達自傷或逃跑意圖且家庭無力因應。
民眾發現鄰居孩子疑似受虐，該怎麼做？
直接撥打113保護專線，通報時請盡量提供具體資訊：孩子的地址、姓名、就讀學校、你觀察到的傷勢或異常行為、發生時間等。社工接案後會依法在24小時內進行調查。請記住：寧可誤報，也不要錯過一個求救訊號。
※ 此篇文章由 AI 改寫或生成，內容僅供參考，可能存在錯誤或不準確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