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4日，享耆壽96歲的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辭世，這位被譽為當世「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哲人，一生致力於透過溝通理性，探求社會共識與民主正義。然而，面對當今價值多神論的全球格局，其公共領域的理想能否持續引導人類走出衝突泥淖，成為他留給世人最深刻的叩問。
現象觀察：一代哲人哈伯瑪斯的高齡論辯與逝世
哈伯瑪斯，這個名字對於1980年代留學德國的學子來說，幾乎是學術界與時事議題的代名詞。他不僅在象牙塔內以其深邃的思想著稱，更以其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展現了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即使高齡九十餘歲，哈伯瑪斯依然筆耕不輟，針對俄烏戰爭與加薩衝突發表評論，其參與公共輿論的精神令人敬佩。
回顧哈伯瑪斯的學術生涯，充滿了一場又一場重要的思想交鋒。他從不迴避辯論，反而將論戰視為思想精煉的契機，正如他所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這些辯論不僅塑造了他的理論體系，也深刻影響了戰後德國乃至全球的社會思潮。
原因剖析：從學術論戰到溝通行動理論的建構
首先，哈伯瑪斯在學術初期便展現其不凡的辯才。1964年，在紀念馬克斯．韋伯誕辰百週年的海德堡德國社會學年會上，他代表法蘭克福學派，為阿多諾辯護，挑戰以波普為首的批判理性主義學派，探討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價值中立」（Wertfreiheit）的爭議。這場被後世稱為「實證主義論戰」（Der Positivismusstreit）的交鋒，不僅讓哈伯瑪斯聲名鵲起，更奠定了他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接班人的地位。
其次，另一場長達數十年的「社會理論論戰」，則是哈伯瑪斯與德國「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大師盧曼之間的思想碰撞。這兩位巨擘對於社會「本質／本體」的觀點、社會學基本概念（如溝通、意義、行動）的定義，乃至研究方法（功能分析對價值批判）與社會演化解釋（變異與選擇對溝通共識）都幾乎南轅北轍。然而，兩人都試圖建構宏觀的巨型社會學理論，為二戰後的知識界貢獻了深遠的影響。
再者，正是在這些密集的學術論戰中，哈伯瑪斯逐漸修正其早期帶有強烈意識形態批判色彩的方法論立場。他不斷吸納如「普遍語用學」的觀點，並將其與「商談／對話倫理學」結合，最終在1981年推出了兩大冊巨著《溝通行動理論》。這套理論旨在矯正現代資本主義的「病態發展」，強調在「理想言說情境」下，所有公共領域參與者都應遵循「真理性、真誠性、正當性與可理解性」等「有效性宣稱」，透過平等、不被扭曲的溝通來形成共識，重新樹立了帶有規範性意涵的「程序正義」論述。
影響評估：公共領域與雙軌民主的時代意義
哈伯瑪斯在1961年完成、1962年出版的《公共論域的結構轉變》（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是其學術生涯的重要里程碑。這部著作探討了公共領域的歷史演變，儘管德文原意僅指「輿論」，但1989年的英譯本《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賦予了「領域」或「空間」的含義，並在蘇聯東歐劇變的時代氛圍下，讓「公共領域」一躍成為當代民主理論的核心概念。
有趣的是，這個概念後來與北歐國家發展出的「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結合，成為哈伯瑪斯在1992年出版《事實與效力》（Faktizität und Geltung）中提出「雙軌民主」的基礎。他主張的「雙軌民主」是一種精密的政治哲學設計：
- 第一軌：由非制度化的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構成，包括媒體、街頭抗爭與民間組織。在這個開放的溝通空間中，公民共同發現問題、聚焦議題，並在自由論辯中形成「公共輿論」。
- 第二軌：則是制度化的審議與決策程序，亦即國會、司法機構、行政機關等正式政治系統。這些機構將第一軌形成的輿論，透過合法程序轉化為具約束力的法律與政策。
哈伯瑪斯認為，健康的民主必須確保公民意見能有效傳導並影響決策。誠如周明泉教授所言，這意味著一種「程序性法權哲學的新典範，欲使政治自主性、道德規範的正當性與自由社會的現代性得以在全球化轉型趨勢中同時被展現出來。」值得一提的是，哈伯瑪斯對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極為敏銳，甚至會修正自身立場。當他發現舊作觸發新風潮時，便在1990年再版《公共論域的結構轉變》的序言中，將「資產階級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全面改為「公民社會」（Zivilgesellschaft），重新定義了這個源自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概念，足見其思想的開放性。
趨勢預測：溝通理性在「價值多神論」時代的困境與希望
作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哈伯瑪斯不僅限於理論建構，更積極介入時政。1986年，他主動發起「歷史學家論戰」，強烈批判部分德國學者試圖重新詮釋納粹歷史，認為這些論述背後的政治意圖是讓德國擺脫道德負擔，走向「歷史正常化」。哈伯瑪斯堅信這將削弱民主的道德基礎，他的觀點被主流媒體廣泛傳播，確立了他作為社會良心的地位。他的逝世，讓各界推崇他為戰後德國民主文化的重要象徵，法國《世界報》更將他視為一種跨越民族國家的「歐洲公共理性」傳統。
然而，近年來哈伯瑪斯對俄烏戰爭和加薩地區戰爭的評論，卻引發不少爭議。相較於他在「歷史學家論戰」中的堅定立場，他對烏俄衝突始終強調「避免戰爭升級」並應與俄羅斯總統普丁溝通；面對巴勒斯坦的人道危機時，也因缺少道德譴責而遭批評，甚至被嘲諷為抱持「西歐中心主義」。這不禁讓人思考，當今世界已然呈現韋伯所形容的「價值多神論」（Wertpolytheismus）境界，哈伯瑪斯所醉心的「溝通理性」，是否真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對於齊澤克等「後殖民批判」學者而言，地緣政治的現實，已經讓公共領域的前提條件徹底瓦解，在全球衝突與政治極端化中，所謂的規範共識空間根本難以成立。當普遍主義的國際法在最新的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事件中形同虛設，我們該如何避免「強權即真理」的叢林法則成為唯一的支配力量？或許，正如一份另類報紙對於哈伯瑪斯的蓋棺論定：「終其一生，他展現的是一種『疑慮中的希望』（skeptische Hoffnung）。」這份希望，即便在溝通理性似乎失效的時代，仍舊值得我們深思與追尋。畢竟，如果人類不樂見叢林法則的支配，那麼對話與共識的追求，就永遠不會是過時的議題。
